古城西安，未央法院，
印博父子，前来喊冤，
法官冯霁，来把案断，
偏听偏信，袒护一边，
印博不服，大声喊冤，
黑脸大汉，推向一边，
头碰墙壁，脚下使绊，
印博一看，老天无眼，
掏出毒药，放进嘴边，
三代单传，从此断线，
其父凤林，头撞门边，
一命呜呼，也把气断。
中院分院，全都跑遍，
跑来跑去，谁都不管，
村民气愤，来把钱捐，
村长世俊，带领在前，
固显集体，来到西安，
未央有赃官，要把省委见！
这是陕西省兴平县南位镇固显村村民在上访途中编的一首顺口溜，说的是该村村民袁印博夫妇所种萝卜白菜被人阻止收割、未央区法院枉法裁判、父子俩以死相争一事。
１月２９日，本报以《讨公道农家父子法院自尽》为题对此事作了详尽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也引起陕西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此案被称为
“司法腐败的一个典型”，它的进展成为陕西省的一大焦点。
３月３１日凌晨５点半，天还黑着，固显村的几位村民代表站在村口拂晓的寒风中等候。６点１０分，一辆面包车开来。
在前往西安的途中，记者发现，他们一直沉默着，低着头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今天，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提审袁印博案。
在此案中失去丈夫和公公的董翠侠已于头一天来西安住下，也早早地起床了，一切准备停当，７点半就来到新城区法院门口。
法院的工作人员竟然也提前上班了。为数不少的法警出现在门口。所有的旁听者都凭旁听证进入，层层关卡严加盘查，提包等物均受到检查，气氛十分庄严。
参加旁听的有省市领导、省市人大代表、各级法院法官、新闻记者及原被告方旁听者，共２００余人，将面积不大的、经过精心划分的旁听席挤得满满当当。
法庭上也不同寻常地出现了１名审判长和４名审判员、两名书记员。
９点，庭审开始。
调查组
一起争议标的仅数万元、案情并不复杂的民事纠纷案，至此已经五次审理，未央区法院三次，西安中院两次。
事情的经过被再一次重复：１９９６年３月，袁印博夫妇承包了西安现代农业综合开发总公司种植五场的４３·７亩地，种下了萝卜、白菜、大葱和小麦。１１月，当他们喜滋滋地迎来丰收时，种植五场场长蒲渭滨却以没有交清承包费为名派人阻止他们进地收割。官司打到未央区法院，一审袁印博赢了，蒲渭滨不服，上诉至西安中院，中院发回重审。
此后的事，前文所引顺口溜已说得明白。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２０日，袁印博父子在未央区法院自尽。
命案一出，三秦震惊。陕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省委书记李建国主持召开了专题会议，要求有关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查清此案原由，还老百姓一个公道。
由省委常委开会研究一个普通的民事案件，这在陕西还是头一回 。
元月１７日，由省政法委、省纪委、省高级人民法院、省检察院、省审计厅、市政法委、市纪委、市检察院、市公安局等单位抽调人员组成联合调查组，共２０多人，立即就忙开了。
市中院没能参加，因为它是被调查对象之一。一审袁印博胜诉之后，蒲渭滨一边声称他法院有关系一边上诉，中院在作出发回重审的裁定的同时还附了一个奇怪的业务指导函，函曰：“经核实，袁印博离开土地不是出于阻挡，是自己离开的，种植五场仅派人通知他不要拔，并没有强行阻止他。”
正是有了这份指导函，未央区法院法官冯霁才得以大胆枉法，判决袁印博夫妇不仅讨不回劳动果实，反倒欠豪夺者承包金等费用７千余元。
元月１８日、２２日，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孙安华一行，省政法委副书记、联合调查组组长马恩图一行先后来到固显村，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安抚和调查工作。“我们去西安，连个屁大的官都见不着，没想到省上的领导却亲自来了。
”村民们近乎绝望的心里重新燃起了希望。
由众多权力部门组成的调查组工作并非一帆风顺。首先遭到法院的抵制：“
我们认为就应该这样判！”“你们再查一查吧。”“查过了，情况就这些。”调查对象也不老实，避重就轻，或虚与委蛇，非当事人又怕惹火烧身。
调查组果断地采取了强制措施，对一些当事人进行隔离审查。一下子，都乖乖的了。
审计人员从农场的帐本开始，他们发现了蒲渭滨请中院的法官吃饭的报销单，从这张报销单上打开了缺口。
调查组成员找来法院的８０多名干警、农场的３０多名职工逐一谈话，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抽丝剥茧，寻求事实真相。
今年春节前后，李建国书记几乎天天都往调查组打电话，关心事情的进展情况。
命案发生后，人大代表也拍案而起。今年的省人代会上，咸阳市６４名人大代表集体就此案对省高院院长提出质询，双方闹得面红耳赤。３月３１日庭审后，省高院有关人士为当时态度不好向人大代表道了歉。
所有当事人心里都明白，如果没有以上所述，３月３１日的公开提审就不会存在。
庭审
“一见到蒲渭滨，我就气上不来，就想骂，把啥都忘了。”身体虚弱、细声细气的董翠侠一听到蒲渭滨说话，突然高声大骂。
每说到痛处，她和村长都情绪难掩，遭到法庭的多次呵斥。他们甚至心有余悸地要求法庭核实蒲渭滨的身份，“因为就是这个人，在前一次开庭时公然掏出干警证来威胁我们。”
蒲渭滨则西装革履，镇静自若，反倒像个正人君子。
蒲渭滨仍坚持认为，第一，袁印博没有交清承包款，第二，他没有派人阻止袁印博收割萝卜白菜。
法庭宣读了调查情况：１９９５年底，袁印博夫妇将种植的青饲料卖给种植五场，应收款３８７８元，但种植五场付了１０００元后，一直拖欠。１９９６年３月，他们又找蒲渭滨要钱，蒲不给钱，却叫他们承包一块地，将欠款抵冲一部分承包金。蒲渭滨曾亲自叫原会计算他们的欠款，而且这笔承包金作为已交清款项进入了农场当年的利润。
调查显示，蒲渭滨对此心知肚明，只是他公然对法庭撒谎。
更不可思议的是，蒲渭滨为了证明他不曾欠袁印博青饲料款，叫人买来消字灵，与包括现任会计、副场长在内的一众人一起，像做游戏般将那张１０００元的付款单进行涂改，涂改不像，又重新描摹，把它改成了袁印博借他们１０００元的借据，并将此作为证据出示给法庭要求袁印博还钱！后来，为了做账，这一伙人又涂改了另一张５００元的单据。
法庭上，蒲渭滨理直气壮地说：“我没有派人阻止他们收割萝卜白菜，１１月２０日那天我在父亲家盖房，单位的考勤表可以证实。”
法官们没有管他的考勤表，而是通过大量的证人证言证明，当天蒲渭滨确实让副队长王保尔等人去阻止袁印博夫妇收获，他们称，“没有蒲队长的同意，你们休想拉走萝卜！”当时的保卫刘少山等均向未央区法院作了伪证，为什么？“
怕蒲渭滨报复。”他们说。
此前，蒲渭滨对所有采访他的记者均称，他根本就不知道袁印博地里的萝卜白菜后来到哪里去了。然而，庭审调查却表明，至少其中一部分是他派人拉去卖掉了。
审判长宣布，对于提供伪证、妨碍司法公正的人员，法院将依法严肃查处。
随着谎言一个个被揭穿，蒲渭滨这个多年的先进个人、先进集体的领导和他的代理人脸色都不好看。然而，令记者感到惊讶的是，坐在记者后面的农场方面的旁听人，却似乎并不为这样一位在对方赔上两条人命之后仍然谎话连篇的上司感到脸红，反倒不断地嘀咕着骂董翠侠“农妇进法庭，啥也不懂”，而且在蒲渭滨及其代理人发言之后，竟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庭审一直持续到下午１点５０分，中间只休息了１０分钟。
审判长宣布，合议庭另行合议，择日宣判。
未央区法院
法庭上，村长刘世俊的发言遭到了制止。
事先，法院就对原告方作了约定：因今天只提审纠纷案，对未央区法院的违法乱纪行为就不要提了。但是村长还是没忍住：“还得说，不说不行！”
这位生性耿直、仗义执言的村长，数月来丢下自己的庄稼，为蒙冤村民上下奔走，被称作“陕西第一村长”。这期间他受够了官僚作风及违法乱纪者的气，身材高大魁梧的他竟被三次气得昏倒在地，两次在西安街上，一次在调查组成员面前。
再审败诉后，袁印博夫妇到未央区法院论理，竟遭到一法院工作人员的多次殴打。后来法院对此坚决否认，在一份汇报材料中称新闻媒体对此事的报道“严重失实”。
有一天，村长收到一封匿名信，信的内容是用从报刊上剪贴的大小不一的字拼成的“打人者王巍”字样（怕留下笔迹遭报复）。他将此信交给了调查组。
伸手者必被捉，４月２日，记者到未央区法院采访，得知打人者王巍被隔离审查后还没让上班，“至少要到下个月才上班”。
没有上班的还有经济庭庭长张玉来和法官冯霁。
去年１２月，村长刘世俊曾三次接到不同的陌生人的电话：“未央区法院正在改你们的案卷！”他将信将疑，通过调查组要来了案卷，还没仔细一看，又差点气得昏倒：“这不是欺负我们农民吗？！”他看见案卷中至少有八处明显地被涂改液涂改过，原有字迹都还隐约可见。
调查组对此高度重视，案卷送北京鉴定，涂改事实得到证实。
未央区法院的法官们为了维持他们的错误判决，竟然涂改案卷中关键字句。他们究竟得了什么好处？村民们打听到他们收受蒲渭滨送的小车、手机、传呼机等物，但据称至今尚无实据。
调查组倒是查出了西安市中院一些法官得了蒲渭滨的一些“小恩小惠”，现已查实的有：一餐５００元的饭局，一次收获为两斤鱼的钓鱼活动，２００斤西瓜。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中院对此案一审作出发回重审的裁决并开具枉法的“
指导函”之后，蒲渭滨送了他们一面锦旗，以称颂他们的“公正执法”。
此外，法院和死者家属对袁凤林老人的死存在争议，法院称是服毒死，死者家属称是被气死，并要求解剖尸体，但几个月后他们发现尸体竟然不见了，他们怀疑是法院毁尸灭迹。为此，西安警方出动５０多名警力进行侦查，结论为张家堡医院工作失误，将老人尸体错发给别人火化了。
因此，董翠侠还将打两场官司，一是向未央区法院要说法，二是向张家堡医院要尸体。
董翠侠一家
按此番庭审，董翠侠讨回公道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她可以告慰冤死的丈夫和公公了。
他们的死换回的还不止于此，这一家人的具体困难得到了未央区政府的最大限度的照顾。
但是，董翠侠的脸上还是没有一点笑容。眼前的这个愁苦的妇女和记者上一次见到她时没什么两样，羸弱不堪，语不成句。公公的尸体不见了，丈夫还独自躺在冰冷的漆黑的冻柜里。“我有时好想去看看他。”她对记者说，但村长和调查组的人不让她去。
这个可怜的女人至今仍没敢回家，她的８０高龄的婆婆至今仍蒙在鼓里。过年了，村里人告诉老人，她丈夫在西安认了一个干女，干女留他在城里过年，儿子呢，媳妇管着，不让他回来。
村里人似乎再难把谎言编下去了，有一次索性要告诉她，并请医生带上氧气袋来准备抢救，但突然发生了尸体遗失案，又搁置下来。
“等判决下来，就告诉她。”村里人说，“她要活不下去，也没有办法。”
原载1999年4月9日{南方周末} |
